宪法第5条明确地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为证明人大在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必要性和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全国人大机关的《中国人大》杂志在我国《立法法》修改后还专门登载了一篇文章，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组织起草我国《民法总则》作为人大主导立法的成功案例加以宣传报道。提法很高，法律定位却不高，又很难要求人们在法律文本的整体结构中去认识理解人大主导的实际定位，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
总之，在引领推动改革的立法中，人大被动一些比过于主动要好。也正是为了保证这一主导作用的实现，需要在行政机关内部实行首长负责制，并在上下级之间建立领导关系的体制。（三） 如何科学界定人大与其他立法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如何科学界定人大与其他立法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前两个问题的应有之义，其中有两个重要关系需要讨论：一是人大主导立法与党领导立法的关系，二是人大主导立法与一府两院等主体在立法活动中行使职权之间的关系。导演是一个具有很强行政色彩又时常缺乏必要约束的角色，所以，在影视艺术领域就容易出现各种潜规则。现在，为克服部门利益，就削弱甚或取消部门起草或者组织起草一些重要法律法规草案的职权，其依据可能需要充分论证。
应当说，委员长会议通过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明显不符合全国人大组织法的相关规定。然而，如何科学理解把握这个提法，还有不少问题需要研究。乡镇政府介入土地执法，但是并不全力协助国土部门完成执法工作，其原因有二：第一，严格执法不符合养殖户增收的期望，不符合服务企业的目的，也不符合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预期。
在运动型治理的既有研究中，何艳玲认为运动型机制不是对常规型机制的代替或者纠正，而是同常规型机制并存于实践中，由于中心工作的不断变化，致使常规型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被悬置，运动型机制作为另一种常规型机制而存在，即运动型机制常规化。截止2016年年初，该企业已经累计流转土地三万亩，占全镇耕地总量的四分之一。（二）加剧村社干部官僚化 在行政协助的基层实践中，村社干部是重要的协助主体，在压力型体制的作用下，中心工作所产生的压力层层下移，致使村社干部承担了过多的行政任务。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
（三）多部门协同机制 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提出，要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具体方法包括：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到事情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第三类为加减分与否决项，这一类目标责任以监管的结果为依据，县级政府对乡政府在该领域的突出表现予以考核上的加分，出现食品安全事故或药品安全事件，则扣减分数，如果出现重特大食品安全事故和药品安全突发事件，乡镇政府的工作就被一票否决。
在各村设立由村社干部兼任的协管员、信息员，并由其负责具体的就餐管理工作。在新镇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类似的运动型治理新镇全年总计约有三十多次，在常规治理机制运作的同时还保持着高频率的运动型机制，新镇政府的目的就在于要杜绝食品安全事故和药品安全事件，避免在政府绩效考评中被一票否决。在新镇的治理实践中，经过政治化机制的技术处理，经济发展、项目落实、食品药品不出安全事故、不出现非正常上访成为了中心工作所内含的目标，进而影响了行政协助的实践。多部门协同的工作方法除了具有常规治理的表现外，还表现为运动型治理，包括联合执法和专项整治。
依据农办干部的介绍，之所以为项目的推进提供全力协助，其原因有二：第一，通过土地整理项目，新镇可以置换出大量的建设用地指标。在新镇的治理经验中，行政协助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压力型体制的形塑，这一结果的产生源于压力型体制对行政协助的运作机制所施加的深刻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多部门协同的工作方式对于行政协助的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以沟渠疏通为主，村民在常年淤塞的渠道中种植树木或者搭建临时建筑，要想实现沟渠疏通，就要先清理村民的树木和临时建筑
一、宪法的时间意识 现代时间意识被称作八二宪法的一种标志，也是建设者存在的时间维度。革命时间存有三个时间节点：其一，宪法序言所指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就建设者的来源而言，它所属的新的社会阶层本身既是国家现代性的伴生物，同时又是促进国家现代性实现的重要力量主体，建设者自身便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功能身份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时虽然也涉及到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但这主要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社会要求，其理论的重心则是着力于社会主义这一制度类型的内在属性和价值。
建设者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显得间接而隐晦，需要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概念里悉心发掘，而这两者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并没有作为问题提出来，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在阐释自己的学说时使用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而作为群众基础，它则是阶级理论视角下的产物。外语境始终作为它的制约、规训的因素而存在，内语境则是它的支持性力量，起到证成其正当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建设者并不是由宪法发明，而是来源于党的政治文献，一般认为形成于2001年，由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的，次年的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又进一步确立了这一概念，宪法援用了这一名称，这意味着党对这一新型社会力量的认知也有一个逐步明晰的过程，与之相对应，建设者也就从一个策略性表述上升为一个主体性概念。建设者只有在公有制这个根本原则之下——而不是公有制自身——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空间。宪法序言的第10自然段是建设者所处的位置。
前者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范畴。很显然，这个段落与建设者的存在没有逻辑关系，然而剥削阶级、阶级斗争这样的用语又能让人产生某种联想，会唤起对建设者的身份属性的阶级记忆。
党根据自身的性质和使命以及与此关系的远近而将群众进行分类，区分出依靠的对象和团结的对象，其中又可以具体分为三类：作为尊重、信任和依靠的对象。随着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党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以及最广大人民这些国家现代性的因素与自身的执政党地位联系了起来。
建设者只有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才具有它自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在宪法文本的整体语境下，这不应被看作是一种强调，而是革命时间有意识的存留，即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属性的提示。
在现代性语境下，能够增强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因素通常被表述为群众基础，而建设者就是被涵括在这个基础之内的。另一方面，现代性的诉求又需要在阶级理论之外寻求新的解释。作为阶层概念的建设者，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阶级身份而不单纯从国家现代性的功能方面靠近社会主义。被动员起来的群众未必都能被有计划地控制在领导者的意图之内。
要理解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中的地位，重要的不是探讨它应该如何，而是它实际如何。现代化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科技，一个是资本，而这两者又都与建设者有关。
一方面，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其阶级性必须得到坚持。对领导者而言，动员包含着说服，没有说服就谈不上动员。
对群众而言，接受说服是动员成功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其都有完整的论述。
事实上，工人阶级与建设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表达。正是在革命时间与当下时间的并置中，建设者与工人阶级相遇，后者带着革命岁月的荣耀记忆进入到当下的现代时间，而建设者却是当下时间的产物，它虽然也有自己的记忆，但它却无法与工人阶级分享。在宪法文本里，有关阶级性的语言构成了它的外语境，而国家现代性功能和价值的表述是它的内语境。在现代性的时间意识里，过去从时间的流逝状态被赋型为传统意义，既与现代断裂、相隔，又可能成为进步的拖累。
作为现代时间的中国革命，在八二宪法中并没有与当下时间完全断裂，成为纯粹的历史存在。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同时二字在这里不单指向了时间上的并置，而且也意指了意义上的并置。
只要权力存在，就必然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区分。其二，1949年至1978年的中国历史进程。
就身份而言，建设者是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明出来的、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存在的一个新主体，复合了中国当下诸多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因素，中国的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在社会主义与现代性两者之间展开的。任何一个新的用语的背后都可能蕴含着一种思想、观念生成的大问题，将它揭示出来则是阐释者的任务和目的所在。
